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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跟I, Claudia一起看的加拿大紀錄片，探討的事件是有三個人在其中一人帶領下把一隻貓活生生的殺死，並用攝影機拍了整個過程，但似乎是過程出乎意料，那隻貓最後在漫長的凌虐下死亡。

主使者是藝術學院的學生，他對殺貓這件事有個光明正大的理由，他要用最極端的方式控訴那些對自己家中的貓狗寵物呵護備至卻毫不在乎地大啗魚肉的肉食者，他自己十三四歲的時候開始吃素，他要肉食者想想為什麼會覺得被屠殺來吃的動物是該死的，因此在這種邏輯下殺貓是某種勇於冒犯道德的藝術。

這個理由光看是很有說服力的，很難不想到孟子說君子遠庖廚的原因是看到小牛被殺前嗚嗚叫的樣子於心不忍，好像在告訴我們只要沒看見就不會良心不安，所以既然沒看到屠宰場怎麼殺那安心吃下去就沒問題。這種批評要誠實的多。

不過問題在於，這個光明正大的理由看起來像是強加上去的，不論在語言上再怎麼說得通，用屠殺的方式去控告屠殺，他批評的方法讓批評站不住腳，不論那貓受的痛苦有多少。不幸的是那貓又死得很痛苦。這是我討厭語言的地方，它可以讓人輕易地找到開脫的方法。

主事者接受訪談說了一段頗令我印象深刻的話，大概是這樣的：當你決定要殺貓的時候，那隻貓就已經死了，你不可能在殺到一半的時候說，這太殘忍了．．．我們停止吧。你要徹底地了斷那隻貓。

意思是說，「貓」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存在於人的意識中，如果它在人的心理層面死亡，那麼它的肉體已經不重要了。這跟一些奇怪的後現代論述似乎有些關聯，似乎聽過不曉得哪位厲害的大師說過香港不存在，香港只存在於語言堆出來的論述裡，雖然說那在討論語言這件事的範疇裡面是行得通的，不過不討論語言不討論論述，沒有人能夠否認香港活生生的。

而貓又那裡不能因為過程失去控制隨時被救回來，語言與意識真有那麼強大的力量，高過於看不到眼前那貓活生生的姿態了嗎？如果語言真那麼強大，心中想著要殺貓貓就等同死亡，那為何不能想著要救貓貓就等同於活過來了。我寧願相信那些理由是為了一次沒有深思熟慮的舉動自圓其說而編造出來的。這裡越說越亂，因為要用語言批評語言也是同樣困難的。道理其實不需要那麼多語言。